财联社9月19日讯（记者 夏淑媛） 时值保险“新国十条”满周年之际，如何看待过去一年保险服务实体经济取得的新成效？保险企业是否回应了投保人的诸多关切？

今日，原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在出席《中国家庭风险保障白皮书》发布会时对财联社记者表示，站在新“国十条”一周年节点回望，保险业在服务民生、赋能实体、深化改革三大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梁涛也强调：“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但我国保险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

针对如何用好行业内生的互助共济机制与国家战略和重大决策部署“同频共振”，梁涛表示，保险业应强化合规管理，筑牢行业发展根基；坚持报审合一，树立正确的业绩观；推动负债结构转型，重视浮动收益型产品创新；投资端支持国家战略，加强服务实体经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在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商业保险是居民家庭提升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我国保险业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保险公司要从单一经济补偿机制向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升级。

“新国十条”满周年：保险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行业供需仍存四大错配

2024年9月，国务院对外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国十条”)，对我国保险业未来5-10年的发展进行系统部署。这是继2006年、2014年之后，国家层面又一次对保险业发展作出的全面部署，释放出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

如今，“新国十条”实施已满周年，保险业取得了哪些发展新成果？

在原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看来，过去一年多来，保险业紧紧围绕强监管、防风险、促发展的主线，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的周年答卷。行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保险保障能力与服务水准持续提升，为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保险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梁涛表示，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但从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方面来看，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按保费收入，中国保险业排保险深度虽然从1980年的0.1%提升到2023年的3.9%，保险密度从1980年的0.47元/人提高到2023年的3635元/人，但距离全球平均7%和889美元/人的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美好生活的能力不断提升，但保险业服务国家治理的功能仍尚未充分发挥，保险业供需两端仍存在四大错配。

个性化需求与标准化供给错配。“从调研情况来看，不同家庭风险偏好与保障需求差异明显，但行业仍以一刀切的方式提供标准化产品，并维持以产品导向为主的销售模式，难以满足消费者新需求。数据显示，28%的受访者认为投保方案无法匹配自身需求，是投保失败的首要原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主任陈凯介绍。

足额健康保障需求与低覆盖供给错配。当前，中国重大疾病治疗费用中位数已达30万元，但2024年各人身险公司理赔年报显示，重疾险件均赔付金额不足10万元，说明多数家庭健康保障未达足额水平。

跨周期财富需求与短期化供给错配。“数据显示，31.8%的人群偏好1-3年的投资规划时长，30.9%偏好3-5年” 益普索(中国)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海岚表示，这突出了国内金融体系普遍存在的短期资金多、长期资金少的结构性问题，应对子女养育、个人养老等风险的跨周期、长效财富管理产品供给不足。

多元化养老需求与弱协同供给错配。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2.17亿，但每千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仅25张，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背景下，“养老+医疗+照护”一体化需求激增，相较商业养老年金只提供现金流而言，年金+康养资源的综合解决方案更被消费者青睐，但行业机构限于资本、成本等多重约束，不能向保险消费者提供产品+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导致大多数消费者实际需求没有被满足。

“从理论上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保险因其具有独特的风险保障、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可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专业力量。但在现实中，我国保险业服务国家治理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距离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陈凯表示。

宏观环境牵引风险形态变化：低利率重塑家庭资产配置，客户需求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迭代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家庭正面临收入增长放缓、货币资产贬值、投资收益降低等多项挑战。宏观环境的变化，天然牵引着家庭风险形态的改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陈仪表示，不断下降的利率水平削弱了传统存款的吸引力，居民家庭存款收益下降，货币资产贬值，考虑通胀因素，居民家庭将面临较高的资产保值增值风险。

此外，随着银行存款、国债等固收类产品的回报率显著下降，对于追求稳定收益的家庭而言，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渠道来保持家庭资产的增值潜力，例如股票、基金等权益类产品。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投资难度加大，投资风险显著增加。

大多数家庭将面临较大的长期养老支出和财富保值的挑战。“以大多数家庭常规养老储备方式——银行储蓄为例，随着利率中枢持续下行，家庭为满足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养老支出，需要准备的初始资金不断走高，进而影响家庭现时消费水平。”陈仪表示，叠加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因素，养老金储备不足的家庭可能面临退休后收入骤降问题。

“现代家庭风险担忧主要集中在医疗健康、养老规划、子女教育、财富安全、财富传承五个核心领域”一家中型人身险公司华南地区资深代理人对记者表示，这也担忧也折射出当代家庭对确定性、安全感和可持续性的强烈诉求。

“在风险保障方案偏好上，客户需求已经超传统的投保理赔，转向产品+服务综合解决方案，这也意味着保险服务供给要从产品驱动向家庭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跃迁。”上述人士表示。

我国保险业处重要战略机遇期：险企应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从单一风险保障向家庭全生命周期服务转型

保险，连接各行各业、关系国计民生，是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保障、助力共同富裕的有力手段。展望未来，如何从治国理政、大国金融、全球竞争的战略高度和视野，进一步增强对保险的认识，用好行业内生的“互助共济”机制与国家战略和重大决策部署“同频共振”。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看来，商业保险是居民家庭提升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我国保险业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保险公司要从单一的经济补偿机制向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升级。

“从世界保险业增长规律来看, 新兴市场保险业增长初期依赖制度推动，后期转向经济拉动，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临界点。同时，据世界保险业增长规律曲线测算，保费收入弹性的高峰点在人均GDP达1万美元左右，中国目前人均GDP约1.35万美元，这意味着我国保险业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郑伟表示。

梁涛表示：“保险公司要树立正确的经营观，妥善处理好销售行为与消保之间的关系，综合费用成本与资源投放效率的关系，主动研究民众风险偏好，精准提供民众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助推保险业回归保障初心。”

在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方面，郑伟建议保险监管应当秉持正确的监管理念。

在角色定位上，应当处理好发展与监管的关系，坚持“监管姓监”的基本定位。在监管边界上，应当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监管内容上，应当处理好“三支柱监管”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中偿付能力监管是核心，但是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监管同样不可忽视。在监管重心上，应当坚守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监管技术上，应当坚持走专业化路线，即专业人员采用专业技术进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