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Albert Museum，简称V＆A）正在上演一场关于包袋前世今生的展览——“包包：包里包外”（Bags: Inside Out），展览从2020年12月12日一直持续到2021年9月12日，这也是V＆A博物馆首次专注于包袋的大型展览，试图深入探讨这个看似不起眼配饰的迷人历史。

“在过去的30年中，关于该主题的展览很少，但是包袋对时尚行业和当代时尚品牌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这之间有些脱节。”展览策划人卢西亚·萨维博士（Dr. Lucia Savi）感慨道。

展览策展人卢西亚·萨维（Lucia Savi）

V＆A博物馆现存放着从16世纪至今的2000多款包袋，萨维花费两年仔细翻阅档案之后，最终选择了300多款包袋参加展览。展览中还有20%的包袋来自私人收藏家和名人，包括简·铂金（Jane Birkin）， 凯特·莫斯（Kate Moss）和艾里珊 ·钟(Alexa Chung) 等。

参展的一部分包袋 | © Joanna Neborsky

展览分为三部分：功能和实用性（Function and Utility）、地位和身份（Status and Identity）以及设计和制作（Design and Making），希望从主题和文化的角度，对包袋进行多维度的思考和洞察。“这些便携式但功能齐全的配件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男人和女人，因为它们具有私有和公共双重特性，且包袋的存在不仅突出了我们是谁，还表达了我们希冀成为谁的渴望，”萨维补充道，“通过探索它们在我们生活中的持续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设计历史的一部分，以阐明过去并激发未来的设计师。”

功能和实用性

展览首先探索的是包袋的不同功能。“硬币与纸币的区别就改变了我们设计手袋的方式”，萨维指出。

在19世纪初期，包包就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时尚性。如“Chatelaine”（一种系在腰间的皮带，上悬挂着一系列链子，每条链子都挂着一个装有家用附件的袋子，例如剪刀、顶针、手表、钥匙、香醋和家用密封条等），就用悬挂在腰部的配件代替了衣服的口袋。

Chatelaine，1863-1885 

其后，为满足高度特定需求而产生的各式包袋层出不穷。该区域囊括了多种极具实用性和历史意义的包袋，如用于保护伊丽莎白一世英格兰大印章的绣花包，上世纪2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用来携带政府文件的红箱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玛丽皇后殿下拥有的防毒面具袋，以及上世纪初期曾属于美国名媛埃米莉·格里斯比（Emilie Grigsby）的路易威登行李箱，和上世纪60年代用于在车上携带米其林指南的Lancel地图袋等等。

伊丽莎白一世英格兰大印章绣花包（左后）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红箱子

地位和身份

展览的第二部分基于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00年初期出现的“it bag”现象，着眼于包袋在名人文化以及政治和社会精英中的核心作用，探索了人们与现代配饰相关联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展品中不乏现代历史上一些极为知名的款式，而这些款式多和当时的名人相关联，这大大助长了“it bag”的出现和流行。如Hermès为简·铂金（Jane Birkin）设计的第一只，也是唯一一只配有长包带的铂金包，包上印有JB首字母缩写，还残存着贴纸的痕迹。而莎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在《欲望都市》中大爱的Fendi“法棍”包，凯特·莫斯（Kate Moss）带火的Mulberry “Bayswater”和艾里珊 ·钟(Alexa Chung)带火的Mulberry“Alexa”也均在此列。

简·伯金（Jane Birkin）的铂金包

以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命名的Hermès“Kelly”，以纪念戴安娜王妃命名的“lady dior”手袋，和备受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喜爱的Gucci“jackie”手袋，更是不遑多让。

这也直接促使了限量版营销策略的出现。萨维解释说，“在那之前，还没有限量版包袋的营销策略，品牌也没有想到。到了每个人都想要购买某些款式的时候，品牌存货不足，限量版就出现了。”

作为回应，这些时尚物品开始被赋予额外的象征意义，被视为口号、个人陈述和政治声明的表述舞台。例如1825年的反奴隶制手提袋，以及Anya Hindmarch （安雅·希德玛芝）2007年推出的“ I not a Plastic bag”（我不是一个塑料袋）托特包，艺术家和激进主义者米歇尔·普雷德（Michele Pred）的“My Body My Business”（我的身体我做主）包包。

“我不是塑料袋”手提袋（右一）

当然，今时不同往日，“今天重要的是社交媒体，要想成功，就要在INS上流行。这完全是图片的力量”，萨维补充道。这也是萨维决定在Hermès和Chanel之外，要强调新的手袋制造商的原因，例如对中国的博主包先生（Mr Bags）的采访，以及展示并收藏土耳其品牌Manu Atelier的标志性Pristine包。

Manu Atelier Pristine（右上）

设计和制作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包袋的制作工艺，展示了包袋设计和制作的一系列过程。这一空间由英国品牌Mulberry赞助，以“工匠的桌子”（makers table）为中心，摆放着各式的素描和样品，并展示缝纫和销售技能，使访客可以近距离聆听并观看手工艺者的创作过程。

工匠的桌子

“制作包袋的艺术，特别是当它们达到一定的价格和一定的质量时，应该受到赞扬，但有时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个‘过程’” ，萨维遗憾道。

同时，该区域还摆放着造型各异，极为有趣的包袋。从用来装香草或香粉的17世纪青蛙形钱包，露露·吉尼斯（Lulu Guinness）的玫瑰花篮，汤姆·布朗（Thom Browne）的Hector手提包，到变成了牛奶盒形状的Chanel包，展示了配件带来的超现实主义和幽默感。

左：青蛙形钱包

右：汤姆·布朗（Thom Browne）Hector手提包

而时装设计师与艺术家和建筑师之间的合作，也让包袋市场迸发出了全新的活力。例如日本建筑师Kazuyo Sejima改造的Prada尼龙手袋，Valextra与贝坦·劳拉·伍德 (Bethan Laura Wood)的合作款包袋，以及特蕾西·艾敏（Tracey Emin）为Longchamp设计的“国际女性”手提箱（international woman suitcase）。

Valextra 2018年春夏Toothpaste限量系列的Iside手袋，由英国艺术家Bethan Laura Wood设计

“国际女性”手提箱

最后，展览以对可持续性材料的简短探索作为结尾，展品包括用回收的海洋塑料废料制成的Stella McCartney背包以及Elvis和Kresse用退役的消防水带制成的袋子等。在鼓励设计师对环保材料的尝试和创新的同时，留下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未来，使用可持续材料制作配件，到底有多重要？“看到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物在整个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萨维表示。

Stella McCartney×Parley for the Oceans，“海洋传奇”背包，2018年

在包袋已然成为人们每天都会接触的物品的当下，这场展览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正如V&A博物馆馆长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博士所言，这场展览“是对这种全球性配件的全球痴迷和长久关系的空前观察”。而这种观察，也势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