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走过31个年头。而在海内外疫情延续、整体需求放缓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面临新的挑战。正如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所言：“全球资本市场能有今天的发展局面，主要是靠开放合作，走向未来仍然需要深化开放合作。”

2015年，出于为马来西亚商业、慈善事业以及海外交流等方面做出的贡献，马来西亚皇室授予朱青岭象征终身荣誉的“拿督”头衔。在这背后，是朱青岭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努力。

兼具森睿零售商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加坡明良会计事务所合伙人、马来西亚拿督等多重责任的朱青岭，是中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见证人、参与者，也是中国企业与海外当地架起的一座桥梁。

在市场变迁中，朱青岭见证了有气魄、有格局、有智慧的市场变革力量，也因自身与众不同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正如梅赛德斯-奔驰V级MPV不断见证壮阔人生，装下企业家成长历新的无限可能。

回顾中国资本市场三十余年的历史，朱青岭直言，从1991年沪深两市上市总额6.29亿股，到去年底增长了11700倍。资本市场给投资者、给中国经济注入活力、焕活生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科创板’的成功推出，完美诠释了我国在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创新领先的信念和能力。”

而面对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下一个30年的将航向哪里？中国企业出海，如何以东南亚市场为跳板走向世界？朱青岭在此次对话中一一道来。

以下为与朱青岭对话实录：

【从科技到投资】

“十四五”期间中国已提出科技驱动，创新驱动，在这期间资本市 场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朱青岭：有助于促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了价格发展和价值重估。同时，企业上市也增加自身透明度，有利于改进公司质量，倒逼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加快企业制度变革。最后，还有助于释放财富效应，满足社会投资需求，帮助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

您平时接触的海外资本如何看待中国资本市场？最近中概股风波有没有对他们投资产生影响？

朱青岭：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双刃剑。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充裕的资金，并且引入西方优秀的管理经验和理念。另一方面，外资的进入意味着我们的证券经营机构将面临强有力的外部竞争挑战，我们的证券市场波动将会增大，更是增加了我国金融证券监管部门对资本市场监督管理的难度。

“今年以来，外国投资者纷纷抢购中国债券，这是受到此类债券相对较高收益率以及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吸引。”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对任何全球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都不容忽视。国际投资者持续增持中国债券，归根结底是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中国股市的散户化特征正在向机构化缓慢转变，而大量居民财富正在寻找投资方向。您觉得未来国内居民应该如何配置自己的财富？

朱青岭：一些投资者认为，下半年A股市场表现将继续分化，基金也不会像前两年这么好赚钱，有的可能还会跑输指数甚至亏钱，因此现阶段调低收益预期是非常有必要的。

随着居民储蓄“存款搬家”趋势不断加强，居民资产配置的结构正逐步从单一的房地产，走向基金与股票等多元化配置模式。首先，金融机构对“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不再实行刚性兑付；其次，房价的长期上涨预期被根本逆转了，市场和居民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正在养成。

【中国企业出海】

您不仅是一位资深金融专家，同时也长期深耕东南亚市场，为中企出海保驾护航。近年中国企业出海往往会首先选择东南亚市场，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机遇和挑战？

朱青岭：东南亚11国是全球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GDP增长的速度领先世界。同时，东南亚坐拥6亿多人口，有大量的年轻廉价劳动力，大量密集制造业工厂转向东南亚。这些因素都使东南亚成为了投资热土，而中国和日本则是这块热土投资的领头羊。除了电商领域发力，在基建上也是各种利好。

过去三年半，东南亚科技项目共得到了近263亿美元融资，而来自中国的 创投资金是东南亚最大的投资来源，投资规模达到132亿美元，占据半壁江山。

请问您对中企进军东南亚市场或者全球市场有何建议？

朱青岭：对跨国企业来说，第一批常驻国外的必须是企业内部的资深员工，新加坡 会有选择性地为这类公司提供相应数量的首席位工作签证。不管是在新加坡还是全球，这些科技巨头都可以被称为数字领域的KOL。对于科技人才来说，新加坡能让他们同时接触到欧美系、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头部公司。

当然中资企业过去 10 年中的国际化，总体而言是愈加成熟和自信的，从人 员配置和产品模式方面都有所体现，第一批出海的中国企业当时多以外派的方式，将国内的管理机制和产品模式复制到海外，但多数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

如今出海的中国企业在用人方面会更加开放，敢于在当地市场聘用背景更加多元 化的人才，当候选人范围越广之后，找对人用对人的概率也随之提升了。而在出海产品上，对本地化运营的认知和敏感度也越来越强。